近期，聂圣哲与董宇辉围绕“横渠四句”的舆论争议，在我看来是现代文化精英与新兴文化传播者在价值认知上的碰撞。聂圣哲以学术标准批判董宇辉的“文化人设”，却忽略了张载思想中最珍贵的实践精神；董宇辉虽将文化经典带入大众视野，却也无法摆脱商业化包装的争议。这场争论恰似一面棱镜，折射出当代中国对理想主义的复杂心态，我们既渴望超越功利的精神力量，又习惯用实用主义丈量一切。事实上，张载四句箴言的真正生命力，从来不在概念争辩或流量包装中，而在其 “知行合一” 的精神内核里。这正是穿透当代文化迷茫的关键所在。

张载提出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绝不是士大夫阶层的高谈阔论与自命清高。因为他的一生，就是对这四句话最生动、最有力的践行。青年时期的他目睹西夏屡屡寇边，即欲投笔从戎，二十一岁时，写成《边议九条》上书当时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，并计划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失地，将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志向落于疆场理想，后在范仲淹“儒者自有名教可乐”的劝诫下放弃从戎转向儒学。自此他一头扎进儒释道经典中，在“夜眠人静后，早起鸟啼先”的勤勉中构建出了关学体系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将自己的哲学思考转化为具体实践，在云岩县令任上推行“敦本善俗”的德政，召集乡老共商治县，让“为生民立命”化为体察民情的具体行动。晚年辞官创办横渠书院，率弟子“买田一方，画为井字，剖而分之，以试井田”，将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思考融入制度实践。这种 “坐而论道” 与 “起而行之” 的统一，在《西铭》“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的哲学表述中达到巅峰，他将天地万物视为血脉共同体，把伦理关怀从血缘亲族扩展至宇宙众生，其“气本论”哲学体系（以“气”为宇宙本原，强调“气化万物”的统一性）与“天地之性 / 气质之性”的人性论，正是为这种实践哲学提供形而上根基。

张载思想的突破性，在于将抽象哲学与现实关怀熔为一体。他提出的“气本论”打破了传统天命观的神秘性，赋予“为天地立心”以通过认知自然规律而确立人文精神的现代意味。而“民胞物与”的伦理观，则将“为生民立命”从个人修身升华为社会治理的价值原则。他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的实践，意图以此为制度设计实现大同理想。他的种种思想和实践既延续了儒家 内圣外王的传统，又注入了制度性实践的创新思维。这种形而上思考，形而下实践的闭环，使得“横渠四句”超越了道德宣言的层面，成为具有现实操作可能的精神纲领。如冯友兰在《中国哲学史新编》所言，张载的理想主义是“虽不能至，心向往之”的实践哲学，而非脱离现实的乌托邦想象。

横渠四句的魅力，在于其超越时代的精神共鸣，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。从朱熹将张载奉为理学先驱，到王阳明在龙场悟道时亦受其“大心”思想启发。在从王夫之盛赞张载之学“如皎日丽天”，再到马一浮在抗战时以“横渠四句”，勉励浙大学子“竖起脊梁，猛著精采”。这种跨越千年的精神传承，正因它始终扎根于“实践”的土壤，正如张载在《正蒙》中所言：“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”，唯有超越个人私欲的“大心”境界，方能让理想主义摆脱空谈，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。在这个价值多元的时代，“横渠四句”的意义不在于提供标准答案，而在于唤醒每个人心中的理想主义火种。正如马一浮所言：“人人有此责任，人人具此力量”。无论是学者还是网红，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民众，只要秉持“为天地立心”的情怀、“为生民立命”的担当、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自觉、“为万世开太平”的志向，都能在各自领域成为“收拾精神，自作主张”的大英雄。
当我们在纷繁绚丽的世界迷失时，不妨重拾“横渠四句”，秉承其精神，回归实践本质，在各自领域中成为理想主义的践行者，因为真正的文化基因从不在唇枪舌剑中，而在每个生命“为天地立心、为生民立命”的具体行动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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